刘三姐故里景区刘三姐故里景区游玩攻略

黄婉秋（1943年1月17日-2023年3月4日），著名表演艺术家，曾任桂林市原文化局副局长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，广西文联副主席。代表作品电影《刘三姐》。

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兴奋，兴奋中含有几丝欣慰。我站在这里，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的舞台上，台下两千二百个座位座无虚席，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显示了刘三姐悠长的生命力，显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绵延不息的生命力。

这次为纪念电影《刘三姐》上映三十周年，1991年5月4日至5日，我们夫妇及侄女黄丹萍特邀香港“刘三姐”歌唱大赛冠军得主陈民强先生，在港举行了两场“黄婉秋演唱音乐会”。音乐会受欢迎的程度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。用港方承办人的话来说，是创下了在这里兴办的华语演唱会的最高纪录。香港的新闻界更是对演唱会极尽宣传，一贯吝于版面的报界竟连篇累牍地给予报道，而亚视、无线两大电视网更不愿错过机会，三次来访，令我在香港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频频“亮相”。直至演出结束，新闻界的热情反应仍余音缭绕、经久不散。一些观众的热诚尤令我感慨万千。一位观众数十年来一直是《刘三姐》忠实的影迷，这次终于亲见我本人，兴奋得跑到后台拉住我不停地哭泣拥吻。另一位观众自带相机看演出，想摄下所有精彩的场面，不料由于太激动，整卷胶卷全部曝光，不幸的是他所看的是最后一场演出，但他不甘心，打听到我们离开的时地，赶到现场拍下了送别的场面。

都说香港人容易忘记别人，确实，香港作为一个经济、贸易高度发达的自由港，文化名流往来频繁，各种潮流瞬息万变，港人早已见怪不怪。但《刘三姐》阔别香港十余年，仍得到观众如此的厚爱，实属罕见。港人此次例外的“难忘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促使我认真地思考《刘三姐》成功的奥秘。

三十年前，当我在银幕上饰演“刘三姐”时，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，《刘三姐》一举成名，并成为当时中国外汇收入最多的影片，我也一夜之间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。观众们把我当成了刘三姐的化身，这其实是对我的过誉，但此后我的一生，确实与《刘三姐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的命运随《刘三姐》的起伏而起伏。······1980年我们代表广西歌舞剧团赴香港及东南亚一带演出歌舞剧《刘三姐》，所到之处，倍受欢迎。而十年后，我再返香港，“刘三姐”受欢迎的程度仍不逊当年，散场时观众争相签名，久久不肯离去。这两年香港电视台曾分别在大年初一、初二这样收视率较高的“黄金时间”播放电影《刘三姐》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《刘三姐》这部艺术片历经三十年，尤其是在近年来通俗音乐的冲击下，仍立于不败之地，显示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？一部优秀的电影就像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，时间愈久愈耐看。尽管时代的巨轮不断前进，它的艺术价值却是不朽的。而这不朽的价值正来源于一个民族所独具的艺术格局及其品味。

都说《刘三姐》有三好：形式新颖、景丽、人美。

说到形式，电影里那活泼、轻快、充满乡俚气息的表演方式，恰好地表现了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机智、幽默。《刘三姐》中的山歌，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针对性，特别是歌词易懂、好记、妙趣横生。在风趣、诙谐甚至俏皮的歌声中，表达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。

说到景丽，影片在风景秀丽的桂林实地拍摄，令观众宛如亲游桂林，大有身临“甲天下”之境，引人陶醉。

说到人美，其实得益于导演的指点，使我们在表演上没有矫饰之气，朴实无华，亲切感人。

曾有观众这样感慨：《刘三姐》是东方文化艺术的典型，东方人看了《刘三姐》感到骄傲，并为中国正在保持和发扬这种文化传统而高兴。的确，《刘三姐》的成功，显示了我们民族艺术所具有的广阔的前景。

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指出：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，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，是粗糙的东西，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；在这点上说，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。”将近50年前的这段旧话，如今读起来仍倍受启迪。

“刘三姐”的形象是由民间传说整理得来的，在广西各地家喻户晓、尽人皆知；影片中的山歌，亦是提取于民间流传，带着劳动人民特有的机智和谐趣，亲切感人。可见取之于民的艺术终将赢得民心。

《刘三姐》给我带来了荣誉，也使我感受到作为民族表演艺术家的骄傲和自豪。民族艺术事业已从前些年的萧条中恢复过来，最近组织的几次全国戏剧调演，使许多年轻人加深了对民族戏剧的认识，前些年，一些年轻人只接触外面的流行歌曲，对民族艺术知之甚少，一旦他们真正认识了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，他们会和我一样，内心产生强列的震撼，并为自己民族的灿烂文化而感到自豪。

“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。”《刘三姐》的成功，正是以其纯粹的民族歌舞、民族风情以及表演上的民族气派赢得了观众。

《刘三姐》三十年久唱不衰，足可证明民族艺术是最具生命力的艺术。它永远是中华民族艺术宫殿里璀灿的瑰宝。

我和我的伴侣已重回刘三姐故乡——桂林工作，在那美丽的山山水水中，将带着广西人民的重托，带着桂林人民的深情厚意，去那更远更远的地方传歌······

原文载于《民族艺术》1991年第3期。（部分文字有删减和改动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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